90年代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。
清晨，人民大会堂西南门。走近一位白发老者：吊兜服，千层底儿，拎一个有些旧的文件包。
“站住！”武警战士拦住了老者。“做什么？”“检查证件。”“胸卡就是证件！”老者指着胸前。“胸卡没照片。”武警恪尽职守。
老者叫夏家骏，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，此去是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。夏家骏知道，自己可能又得做一番解释了。
夏家骏被称作“布衣青天”，尽管他自己并不认同若这种源于封建时代的称呼，但他却愿意人家叫他布衣常委。
从1987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，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，到现在的全国政协常委，夏家骏走过了近20年的从政路，若论级别，他也已是正部级。然风风雨雨，苦乐参半，所不变的是布衣本色：一口旱烟、一杯浓茶，还有一副为百姓鼓与呼的铮铮铁骨。
北京海淀区，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对他来讲堪称“斗室”——装不下群众的来信、装不下他用来著书立说的藏书，但他给它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——契彦居。
就在这间有些混乱的“契彦居”里，这位脸上常常挂着温和笑意的70岁老人，向记者讲起他悲凉的身世，讲起他火热的参政路……
“管百家事”只求无愧
走进夏家骏的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自己手书杜甫名句：“古人日已远，青史永不泯”，苍劲的大字显示出主人的豪气与品格。
小小的客厅里已经堆满了群众来信。“他们是主动来帮忙的，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”夏家骏指着正在整理的两个人介绍说。自从去年老伴病倒后，他已没有时间处理大量的信件，但就是在医院陪床时，还是每天要见4－5拨来访的群众。
走进书房，夏家骏提起毛笔，以漂亮的小楷写了两个信封，一封给最高人民检察院，一封给陕西省政府，反映的都是一件案子。正说话间，又有电话打来反映案情，夏家骏跟他约在下午，到老伴住院的医院面谈。
“面访”、“信访”，不到10分钟时间里，记者已见识了夏家骏“民间信访局长”的风采。
夏家骏出名，若追溯起来还是上世纪80年代。他当时任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一家药厂的5位中层干部状告厂长弄权，他以北京市特约监察员的身份介入，厂长很快被撤职。一本杂志披露了这件事，从那以后，夏家骏的家就成了信访接待站。
“平均每天接信4、5封；多的时候每天要见10几拨人；以前手机没有包月卡，资费最高时每月近4千元，为了节约，我只好不停地发信息，右手大拇指常常按肿……”夏家骏十几年来过着一种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。
就在记者去的前一天，夏家骏还接待了5拨人，“上午9点去医院前就来了3拨，到医院又见了2拨。”来访必见已经成为老人家多年来的原则，因为他始终相信一点：就大多数人而言，无冤不告状。
百姓口呼“夏青天”，他双手抱拳作揖请辞：“我是一个政协委员，无权办具体事，不过是反映给领导，并通过许多好领导给困难群众办些事而已。”
夏家骏说自己是个“绿色通道”，让上情下达，让下情上达。说到解决问题，也无非是这几个步骤：调查实情，写信给有关部门，如有必要与相关领导面谈，去信或去电督促。
2004年春天，为农民工讨薪三次上书国务院总理，是夏家骏人生的辉煌一章。
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，情节十分恶劣，夏家骏听后十分震惊，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不能大意。他暗中调查，找到了一些农民工以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，并要求他们写下书面材料，留下身份证复印件。
经多方调查，1月4日，夏家骏致信国务院总理，但中途多变，信却辗转到了当地政府手中；2月16日，他再次致信总理；当年“两会”期间，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夏家骏当面道歉，没有将信件及时转到总理手中；没过几天，便接到全国政协信访局的电话：“总理批示了”。
总理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，并注明：“家骏同志的信迟至今日才收到，对他关心政府工作、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谢。”
几天后，地方政府的汇报送交中央，总理很快作了批示：“请家骏同志先阅”。夏家骏对报告中的虚假信息逐条批驳，并附上了自己的报告，一并呈给了总理。中央很快派了联合调查组，案件取得重大进展。
参政议政，从谏如流，共和国总理与政协委员一起，演绎了一段政治协商的佳话。
“中央相信我，是因为我是代表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讲话的，是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来讲话的。”夏家骏说。
有了多年信誉作保证，夏家骏的信件基本上都可以顺畅地送达中央领导的办公室，有时候接到电话，机要室的人也会上门取信。不过，身为法律专家和多年的参政经验，他很清楚轻重缓急，不会轻易越级上报。
也正因此，每年经夏家骏手转出的材料都多次获政治局常委一级领导批示。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夏家骏时说：“这个湖南蛮子蛮厉害！”夏家骏听后很欣慰，因为虽然不常回家，但他以故乡为豪：“我生在湘西，那里的人哪，都是刚柔相济，友善起来一片温情；惹怒了粉身碎骨也不怕……”
小到为一位四川的小姑娘和弟弟解决户口问题，大到为两个民族自治州争取按照西部地区标准对待权利；为失地农民讨要补偿款，为特大冤案平反……十几年下来，凭着一股“蛮”劲儿，经夏家骏之手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。
但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，夏家骏还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能解决的尽量解决，解决不了的解释，解释不了的安慰。
“人无百岁千载，唯祈有碑在口；事有千变万化，只求无愧于心。”夏家骏自撰的对联，或可透显出他的人生追求。
“吃百家饭” 但为感恩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70岁本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，夏家骏何求？
“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是从生活的最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，人都要有感恩的心情。”他淡淡的一句话，让记者走近了这位善良而倔强的老人。
夏家骏自小丧父。其父夏次叔，青年时代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、北京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，后担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。夏家骏出生后不久，家里接到通知，告知父亲在台儿庄战役中失踪。实际上，夏家骏母亲心里明白，丈夫是因为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而遭暗杀。
死讯传来，夏家骏的母亲便疯了。4岁的夏家骏和9岁的姐姐、5岁的哥哥被迫进了桂林两江儿童孤儿院。1943年，战火烧到桂林，老家来人把夏家骏三姐弟及母亲接回湖南省龙山县。
9岁时，母亲去世了。“那时候留给我的第一种感觉就是凄凉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天不亮就去山上挖葛根，有时候也打草鞋，卖过烟丝，烧过炭。”至于吃的，除了亲戚救济，3个孩子平日的生活就靠吃麦麸子、南瓜叶子、山上的野果子，或者捞捞鱼虾，逮黄鳝甚至抓老鼠吃勉强维持。
老人挽起裤管，露出脚踝上狰狞的疤痕，他说，那是被冻的，当时以为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“后来的许多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每帮一个人，就会想起那些把我养大、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们。”讲起少年时期的苦楚，老人家泪光闪闪。
学校要求一开学就交学费，不交便停餐，“往往停餐的布告下第一个名字便是夏家骏。”校长、班主任了解情况后作出权宜之举：名字照登，但一天给两碗豆腐盖浇饭。夏家骏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最幸福的事情，便是换季时可以领到同学们捐献的一套旧衣服，尽管是单衣难避寒，但勉强能够遮羞……
解放后，因为是孤儿，夏家骏被招进县里的“小学教师培训班”学习了一段时间，但因为个头太小，没有分配工作，被推荐到龙山县一中念初中，中考考入吉首民族中学。夏家骏成绩优异，但由于“父亲失踪，下落不明”，没有大学肯录取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投靠家在北京的三姨。到北京后，又遇到新的难题——无法落户。
让夏家骏没有想到的是，他斗胆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居然有了回音，户口问题在半月之内得到解决。此后，夏家骏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，破格直升研究生，师从国学大师郑天挺。但1963年研究生毕业时，再次因为身世问题，没有颁发毕业证，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当中学老师，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挑砖、担石、挖水渠，刨地、施肥、拔草护苗，样样农活都拔尖。
其后便是漫长的申诉生涯，为父亲的清白，也为了自己的前程。1982年，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在回忆录中写出暗杀真相，父亲的事实得以确认，夏家骏拿到了迟来的烈属证；比这更迟的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证，1993年，在毕业整整30年以后，夏家骏拿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证书。这是一份奇特的毕业证书，毕业年份是1963年，而照片用的却是老人1993年的照片，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。
提起青少年的往事，老人更多的是感恩：“这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它养成了我坚强不倒的性格，也成全了我与底层的血脉联系，每当想起当年的欲诉无门，对我眼前的不平事我就不能不管。”
一家苦乐 我实有愧
“我生活杂乱无章，对不起她！”谈起老伴王志芬，夏家骏一向高昂的语调忽然变低了，像是满含深情的低诉。
老伴得的是白血病，跟屋子的装修有关，查出病来后，找专业公司来检测，屋内空气很多含量都超标。夏家骏更觉得有愧，“我夹起皮包就走，很少在家，留下她一个人，本来身体就弱，抵抗力差，又不爱开窗户……”
夏家骏和夫人结婚在文革，“那时候，我挨斗，她送饭。”后来由于社会兼职多，在家的时间就少了。“记得有一次，老伴跟我说，‘老头子，你再不跟我说话，我就只有学小狗叫了，你天天这么晚回家，回家不是看信就是倒头便睡，没人理我了。’”夏家骏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“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在为我默默地牺牲，她忍受了平常妻子难以忍受的事情。”王志芬退休以后，便帮夏家骏接访，有时候晚上很晚从外面回来，刚进楼道，便有人扑通跪下了，得赶紧把人请进来，好好招待；早上4、5点钟就有电话声、敲门声，因此得了神经衰弱；“这些也罢了，还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，甚至恐吓电话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”
公开电话号码，公开家庭地址，家也就成了工作室，没了家的样子，到处是信件、资料，夏家骏夫人在家的时候，不愿意记者到家里来采访，因为太乱了。
“古人讲‘为天下者不顾家’，这一点我倒是符合了，只是家人苦累，我实有愧。”儿女们因为在家无法正常休息，很早便搬了出去。“尽管这样，他们都选择了支持我，处处维护我，人家说我坏话，就跟人家争。”
“老伴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是关心我，嘱咐儿女要多关心我，要我搬去女儿家住。”
“我说，这离医院不是近吗，我好照顾你。”
吃中饭时，夏家骏匆匆吃了两口便不肯再吃：“我怕吃多了犯困，下午要多陪夫人聊天，亏她的，也只能这样补了。”
夏家骏爱喊歌，这是他缓解压力的一个方法，古今中外的歌都能喊一喊，而且乐感很强，一般的歌听几遍就能哼了，但最近喊不出来了，心里难受，情绪低落……
采访完了，夏家骏又特意给记者发来短信：“再补充一点，此次老伴病重时，见我牙周起泡，还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摸出双氧水和药膏，用颤巍巍的手给我擦啊抹啊，她这个人哪……”
这么多年下来，夏家骏也有无奈，有迷茫，也有很烦的时候。
一天深夜，他接到一位名叫李泰久的人发来短信，对他表达了崇敬，同时也表示了对他状态的担心。夏家骏“甘苦忽然尽涌眼前”，披衣起床写下一首诗：
汗牛充栋非古经，千堆万函皆民情，
晨起一望唯兴叹，夜寐多梦忆登闻
劲擂重挥勿畏累，明镜高悬须照人
唯有相人孙星辈，宵旰苦苦鸣不平。
孙星即是伯乐，同好多孤独的人一样，夏家骏需要被理解，被安慰……
躲进小楼 著作等身
成为文学家，作品流芳百世，是夏家骏青年时代的梦想。
然造化弄人，进入历史研究领域，他又为自己定了个目标：“五千年人物尽收眼底，八百万文字遥指身前。”
“我不聪明，但我刻苦，要不是有这么多社会事务，我应在学坛上更有成就！”——还是一股子“蛮”气！
此话并非狂妄，早在1974年，他就出版了《清代中叶白莲起义》一书，近些年来，他还是见缝扎针地写了《乾隆削冗评议》、《乾隆惩贪述评》等百余篇论文，业余写成了《清朝史话》、《中国人与酒》等十本专著，同时还参与了《中国官制史》、《中国法律史大辞书》、《清代法制史》等权威著作的撰写。
“都70了，我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，我现在经常会构思，要写哪些书，哪些议论是前人所未发，哪些是前人已发，却是谬论，需要纠正。”
“能完成你八百万字的宏愿吗？”有人问他。
“能！我很狡猾的，我有别人没有的工具书，一个礼拜，一篇漂亮的学术论文就能出来！”老人脸上现出调皮的神态。
“我还要大搞书法！”夏家骏现在已经出版5本作品集子。业内评价：“笔下有枯有润，润得饱满，枯得有劲，每笔都有意念”。
老人一生爱写“松”字，在他的“契彦居”挂着一副他的得意之作，以鳞书大写的“苍松古柏”四字，朴拙而苍劲。
在夏家骏苦难的童年中，始终有一个亮色，那就是一座名叫“励志楼”的吊脚楼，那是父亲在北大上学时，奶奶给他修建的，为读书会客之用。小时候的夏家骏在楼上玩耍读书，下雪的时候看雪，下雨的时候听雨……
“两袖清风步履轻，平生无意求虚名。辛劳来解庄周梦，惟尽百年赤子情。”抽出一张白纸条，捏上几缕烟丝，慢慢捻成筒状——土烟的烟气中，老人似凝思，似神游，一派自得……
（人民日报刘维涛）
